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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庭望: 五味杂陈从政路

  • 201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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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庭望

2012726


人要得到别人理解,真不容易。前几年回老家给父母扫墓,同村的蓝老师(古寨镇初中老师)作陪,他不解地问:“北京、上海的老师,怎么就听你的呢?”我在任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的时候,管的是教学和科研,三千教工里不仅有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来的教师,还有新老海归和费孝通、林耀华(艾森豪威尔同学)等等文界名流。一个山弄里的穷小子,小时未见过世面,放羊打柴,破衣烂衫,打赤脚在山里跑来跑去,家又毫无笔墨渊源,父母目不识丁。况且一岁丧母,13岁丧父,既无兄弟相助,又无叔伯相帮,后来怎么能够“管”他们,蓝老师大惑不解。他的一位亲戚在县城见到我,曾这么问:“坐专机来的吧?”话里带有几分讥讽。我相信,知道我家从前穷破潦倒模样的人,有这样的疑惑的决不仅他们两个。毕竟在他们的记忆里,是我小时候的狼狈相,相隔50多年的变化他们就不知道了。

这些疑惑也很自然。但却使我觉得有必要讲一讲共产党的伟大。就因为有了共产党,一大批穷光蛋孩子、放牛娃、农奴、奴隶、长工被培养成部长、将军、科学家、教授、英雄、劳模。农民可以当上副总理,这有什么奇怪。记得1957年我到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前身)的时候,住在12号楼二层。一层东头住有一些特殊的学生——从西藏来的贵族子弟,那时西藏还没有进行改革,送来的贵族子弟还带有伺候他的农奴。但这些贵族子弟经过教育,很快就让农奴解放,变成中央民族学院预科二部的学生。这些贵族子弟和伺候过他们的农奴,后来都成了国家干部,有的还成为高级干部。当年共产党就这么厉害!

我们这些从苦难中得到党培养成长起来的干部,可以说是一层人,我在他们当中,真的不算什么。但既然家乡有人疑惑,也值得讲一讲。

 

一,     起点——儿童团

 

19471949年,我的家乡共产党游击队非常活跃。那时我在隆山县(解放后隆山县与那马县合并为马山县)古棠乡(现在的马山县古寨镇古棠村)高小读书,经常听到游击队活动的消息。特别是当时黄怀仁任隆山县党总支书记(相当于后来的县委书记),他的父亲和我父亲梁盛祥是拜把兄弟,他有时候就住在我家,我父亲就曾经冒生命危险到宾阳卢圩为他购买手枪子弹。他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对我们家影响很大。19495月的一天凌晨,几声枪声把我们警醒,起来一看,游击队已经拿下古棠乡公所。乡公所热闹起来,我们赶快跑到乡公所门口看热闹,只见一位游击队领导人踮起脚,正在揭下门口墙上的国民党悬赏告示,笑呵呵地说:“要我脑袋?我来了,看谁要谁的脑袋!”我们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马山游击队领导人之一覃继麟,绰号老西,他是中共隆山县总支副书记兼组织委员。已经贴了几个月的那张纸就是国民党悬赏他的告示,我们看过的。

6月,隆夷解放区临时人民政府在古寨街成立,它包括今古寨镇、加方镇、里当镇、金钗镇、古零镇的一部分和都安县的夷江,故称隆夷临时人民政府。由于临时政府设在古寨街,今古寨乡成了小解放区的中心。特任命地下党党员蓝启生(解放后任南宁市代市长、自治区民政厅厅长)任古棠乡农会主任,以便组织农民支援游击队,保卫解放区。那时即将灭亡的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十分张狂。但解放区是山区,山坳路险林密,又有壮汉瑶民众拥护,几个县的国民党别动队吃了几次败仗,打不进来,就把解放区团团包围,严密封锁,什么粮食、盐、日用百货都不让进入解放区。一位商人冒险运盐和日用品进入解放区,回去被国民党反动军队抓住,竟然残酷地将他劈为两半,钉在两块门板上,在解放区和白区交界路口示众,警告商人不得进入解放区。解放区盐和日用品奇缺,价格暴涨,一斤盐53斤大米。隆山县国民党政府还派特务潜入解放区,又收买一些富人做内应,新生的解放区处于极度紧张的应对之中。古寨街上一位富家妇人为敌人送情报,被我政府处决,情况稍安。

为了应对敌人的围困,动员群众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蓝启生从古棠乡小学中秘密抽调七八位小学生组成一个小小的儿童团。那时学校已经无法上课了,学生都回了家,被抽调出来的学生都是家庭贫穷的子弟——那时是很讲究阶级路线的。我家属于贫雇农,加上和蓝启生家有亲戚关系,自然也被抽调出来了。蓝启生的母亲是我们梁家人,虽然是远房姑妈,和我家已经隔几代,但来往频繁,所以我叫蓝启生为表哥。他的父亲是一个很老实的农民,平常耕地,闲时偶尔做些小生意,经常被人家欺负。我的父亲为人仗义,好打抱不平,每当他父亲被人欺负,往往翻过两个山坳来找我父亲商量对策。就这样,我们两家很亲热。蓝启生的爱人是马山县解放后第一个入党的农村妇女,他家来拜我父亲做义父,亲上加亲。所以两家之间称呼特有意思。从蓝启生角度称呼我父亲叫舅父,叫我表弟;从他爱人角度称呼,叫我父亲为义父,我变成小舅舅。因为我有这个关系,就让加入了儿童团——这是我起的名字,那时形势紧张,赶快工作,哪里顾得上起什么团体名字。但加入这个团体得绝对可靠是真的。我们这几个孩子虽然只有十一二岁,却是解放区的“知识分子”,那时教育落后,几个初中生就被认为是大“知识分子”了。黄怀仁、蓝启生、蓝国训、蓝克宣几位游击队领导就都是隆山初中生。黄怀仁1949年元月被叛徒杀害,后几位解放后都是厅级干部。我们这几位“知识分子”可受到重用了,我们一起离开了家,由蓝启生领导,平常住在学校里,晚上出去各村宣传,吃住在群众家。蓝启生很忙,他不直接带领我们出动,而是临时指定,有时是农会领导,有时是游击队员。白天我们轮流抬着装石灰水的水桶,扛着“笔”,这是一米多长的竹竿,一头砸烂,用来粘石灰水,在山脚或墙面上写“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穷苦人团结起来”等标语。如果不写标语,就和大人到山口放哨,查行人。晚上我们便到各个村子里去向群众宣传,材料是蓝启生准备的,有时有文件,但多数是宣传提纲。我们虽然认字不多,但毕竟是“知识分子,马马虎虎理解,就用壮话给群众宣讲。每当夜幕降临,在黑夜里有一柱电筒光,那就是我们这帮小不点。常常连电筒也没有,我们就像幽灵般在月夜中行进。我们都是山里的孩子,从小在山里蹦来蹦去,脚底磨练成厚茧,尖尖的石头都能够磨掉,所以晚上通常都是光着脚走路。记得我去过提故(dizguh)屯、上古棠(waizgwnz)、下古棠(waizlajlajwaiz)、古荒(lajvueng)、古讲(lajgyangj)、拉谋(lajmou)、地命(dizmingx)、古今(lajgywn)、本立(lajndaep)、提纲(dizgang)、拉甘(lajgaem)、古洋(lajnyongz)等好多村子,有的名字记不住了。就这样,我们从6月一直做到124。广西是124才解放的,一解放我就回家,因为马山初中出告示,1950年二月招生,我要去考试,便回家复习。

半年时间里,我们遇到了多次危险。所以我们每次出动,手里都握一根木棍,兜里揣两块鹅卵石。万一遇蛇打蛇,遇狗防狗,遇坏人打坏人。从草丛或灌木林中经过的时候,总是打草惊蛇。路上与蛇相遇是常事。最危险的是8月的一个晚上,我们从古洋去排引屯(baizyinx,两屯之间有一块小平地,我们在这里和两个国民党特务遭遇。那天带领我们的是一位农会干部,对附近各村寨的人特别熟悉,我们和特务插肩而过,走不多远,他觉得过去的人不大对头,便返身呼叫:“喂!你们是那里的呀?”那两个人没有答应,却朝我们开了一枪,幸而没有打中。我们返身把鹅卵石扔过去,特务忙钻到玉米地里逃跑。我们见敌人有枪,也赶快往地里疏散。慌忙之中我被绊倒,左手掌扑在石头脊棱上,拉了一个一寸多长的口子,鲜血直流。到现在手掌上还有这道伤痕。

因为我们是农会组织的,解放后又上学,没有享受离休待遇。其实在10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已经参加革命工作4个月了。人的一生能够在国家民族命运的转折关头参与其中,很幸运。

 

二,     第一个“官”——学习委员

 

19502月,马山初中招生。我去应考被录取了。3月,我父亲挑着一担玉米粉送我到县城。那时没有钱交伙食费的就交大米或玉米面。父亲对我说:“你将来会吃天下饭,我是看不见了。”我没有想到父亲会说出这样伤感的话,可这竟成了他的遗言。5月,村里一位叔叔到学校接我回家,我父亲突然去世了,才享年58岁。我惊得几乎晕倒,默默地跟着那位叔叔步履沉重地回家,过一个高山坳口,我几乎上不去。家里太穷,上古棠的几位师公来给父亲做了一夜的道场,我们没有一分钱给他们。按一般习俗,道场最长是七天七夜,起码也得三天三夜,我们太穷,只好做一夜,就送父亲上山。

家里顶梁柱没有了,我只得休学,家里只剩下奶奶和我两个人。那时奶奶已经80岁,每天弯着腰操持家务,做饭喂鸡,有时就摔得鼻青脸肿。我在外面种地打柴,老牛欺负我年少无力,有一回生了气顶我,差点没命。里外就我们一老一少,那个惨就不甭提了。奶奶年青守寡,从拉段(lajdomx)挑重担去里当镇,久而久之,腰就被压弯成镰刀背,到80岁也不得歇一口气。那时三个姐姐都出嫁,大姐三姐都有孩子,顾不了我。只有二姐回来关照。二姐夫被国民党抓去当兵,生死毫无音信,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从台湾回老家看一看,大家才知道他还活着。二姐没有依靠,便回来关照我和奶奶,勉强度日。

我年纪小,身体单薄,这样在农村呆下去也不是办法,1951年下半年便复学。复学时要补考语文和数学两门课,可偏偏这两门课同时补考,怎么办?我向班主任温文光老师提出,我两门都补考,各用一半时间,温老师答应了。那时每门补考都是两小时,我先用一小时考完语文,马上去考数学,也是一小时。两门都侥幸过关。同时考两门的事,恐怕是绝无仅有,以后无论是我或者别人,再也没有遇到过。

刚复学不久,马山县人民政府就拨款设立助学金。那时广西解放才一年多,经济还没有恢复,财政极度困难,恨不得一个子掰成几瓣花。可我们党以长远的战略眼光来看待培养人才,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毅然拨出一批钱来帮助贫困学生上学。我父母双亡,家庭贫困,正需要助学金,可就在这次申请助学金当中,一个突然飞来的横祸差一点就毁掉我的前途。人生路漫漫,坎坷随时生,一次不小心就可能终生悔恨。那时刚刚开学不久,学校宣布一个喜讯,人民政府拨款设立助学金了,对象是家庭贫困的学生,家庭贫穷的学生都欢呼雀跃。想申请助学金的学生都赶回到区里要证明——那时县以下设了六个区。

我回到家正准备去区里要证明,却高烧不退。住在广西这样的亚热带地区,老人都知道,从外面回到家时满头大汗,是不能够用冷水洗脸擦身的。可我回到家实在热得难受,图一时痛快,用冷水冲凉,结果发了高烧,去不了区里。邻村上古棠一位同学来看我,自告奋勇帮助我去区里要证明。我自然感激不尽。谁知道他这一“帮忙”,差点毁了我的前程。原来这位同学并没有去区里,那时马山县今古寨镇、加方镇属于第五区,区政府在加方街上,离我家有几十里山路。那位同学根本没有去加方,而是委托他的一位堂兄想办法,这位堂兄自作聪明,竟然将区政府贴在古今村小学门口的布告揭下来,剪下上面的印信贴在一张白纱纸上,伪造了一张证明。我那时头晕脑胀,稀里糊涂就交给学校。学校那时经费很紧张,对每笔助学金都核对得很严格,问区里,区里说梁庭望是孤儿,很可怜,家庭贫穷也是真的,但他没有来要证明呀?教导主任再仔细辨认,发现是伪造的,马上把班主任温文光老师叫去,温老师一看字迹不是我的,知道另有隐情,把我叫去查问,我只得如实说。因为假证明不是我造的,又是个可怜的孤儿,学校没有给我处分,但第一学期的助学金被取消了。我的生活一下陷入了困境,二姐给我挑来一袋玉米面,我没有钱交菜金,不能加入学校伙食,只得到学校门口老乡蓝秀白家借个小饭煲熬玉米粥,借他家一点盐放下去就喝了。因为整月整月都没有吃到菜,我得了严重的贫血症,经常突然晕倒在地不省人事。同学老潘的姑妈在县城,他可怜我,有时就拉我到他姑妈家吃一餐,但我哪里好意思老去,偶尔去都很难为情。城里有个远方宗族梁家,熬酒养猪,日子还算可以,我叫他叔,我父亲生前去县城,常到他们家抽烟喝茶。无路可走,我便去向他借钱,他大约估摸我还不起,鼻子都没有哼一下——80年代我从北京回去,他大约不好意思,专程到我姐姐家请我,给我宰了一只鸡。几年后他年老无力,我在街上见到他步履艰难,给了它20块钱,这是后话。

生活艰难,身体几乎垮掉,我硬是咬牙撑过,学习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因为我不敢懈怠。因为假证明,同学里风言风语很多,讽刺的话就不用说了,头一个月里什么难听的话都有。我一概不还嘴,也无法还嘴,只是默默地学习,默默地做我该做的事。那时学校把校内的空地都分给学生种空心菜,晚饭后同学上街玩耍,吃零食,我便默默地去菜地施肥浇水,我们班的菜地特别茂盛。同学回来晚自习前,我早已把汽灯点着了。开始还有人讽刺我“假积极”,我也不理会,默默地做,久了也就没有人说了。特别是我经常突然倒地,得到同情,每次晕倒,同学都来扶起,有的递毛巾擦汗,有的递水,有的送点心。那时学校每星期日晚上都集中全校学生到大操场,由教导主任宣布各班一周各种考试成绩综合排名,我通常都在5名以内。我在堂上精神比较集中,尽量当堂消化老师讲的课,所以课后来问我的同学就比较多,我在班里的威信逐步建立起来了。第二学期,学校给了我乙等助学金,我有饭钱了,身体逐步好转。但我没有日用品钱,又没有外来一分钱,怎么办?礼拜天,我便到姑娘江里帮人家挖沙,得点钱来买日用品和文具。但我力量小,站在水里挖沙,特别的沉,常常累得躺在河边喘气。第二学期末学校给我的评语是品学兼优,品行为甲,第三学期我有了转机,我得了甲等助学金。那时甲等助学金是每月9元,交伙食费7元,还有2元买日用品和文具,我还得攒起来买件衬衣。买零食对我来说是奢望,连电影也看不起。那时一张电影票5分钱,五个穷学生联合,每人每月一分钱,凑成5分,这月你看,下月我看。因为我的成绩一直稳定在前几名,第三学期便被推选为学习委员,这是我的第一个“官”。那时班干由班长、学习委员、生活委员和文体委员组成,学习委员被认为是比较重要的。我从第一学期犯错误到第三学期当上学习委员,让许多同学刮目相看。这时我还被定为团员的培养对象,到第五学期终于加入了共青团。我的第一个“官”把我忙坏了,我要负责组织班里的学习活动和参观活动,和各课老师联络传达老师的要求,反映同学的学习状况,有时还要给同学解惑。最累的也是最能锻炼人的是负责编辑出版班里的墙报和黑板报,组稿和改稿都由我负责,往往同学休息或者游玩时,我却在板报前挥汗如雨。但当时积极性很高,完全不知道什么叫累。特别是我这样几乎是死里逃生的孤儿,得到社会的特别关爱,心里分外激动,干工作有用不完的力量。那时特别重视阶级路线,对贫苦人家子弟特别关照,尤其同情像我这样的孤儿,所以特别感激党。第一个“官”使我得到初步的锻炼,奠定了成长的根基。

 

三,     第二个“官”——班长

 

  1954年,我考上了武鸣高中。那是新中国成立不久,马山、上林、都安都没有高中,四个县的初中毕业生只能考武鸣高中。马山100人去考,只得14名。武鸣高中1954级录取了四个班,即29303132班,我被分在30班。武鸣高中是民国时代的重点高中之一,创建于1908年,最早称为思恩府官立中学堂,后几易其名,最后定名为广西省立武鸣高级中学,并定格于美丽的灵水湖畔。这是一个质量较高的高中,被定为“广西本科状元学校”,其精神被归纳为“厚德求知,追寻光明”。我上学时,老师中有好几个老“海归”,连教地理的老师也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到过世界许多国家,讲地理神采飞扬;教英文的老师年逾古稀,鹤发童颜,声如洪钟,原是东印度公司的英文翻译。他教课时,窗台外常常挤满了聆听的学生,极为少见。教我语文的老师是一位诗人,已经出了两本诗集。教数学的更不得了,是鼎鼎有名的黄炯钊,被称为武鸣的“数学大王”。他还是抗日名宿和游击队领导人,以率领武鸣人民抗日义勇军打击日寇闻名,解放战争时期任游击大队的大队长。新中国成立后辞官归教,回到武鸣高中教书。他教数学简直绝了,他从不给学生布置作业,可是当堂无论怎样复杂的数学题他都能够让全体学生透彻掌握。据说解放前有一回广西省教育厅厅长就因为他不布置作业而责骂他。那个厅长也是学数学的,黄炯钊就让他出难题考学生 ,结果学生全体破解,这回轮到他把那位厅长骂得狗头喷血。不过他洗衣服太简单,往往抓住衣领往水里一涮就挂在晾绳上,女生们会偷偷拿来重洗。校长黄汉杰文文雅雅,高高瘦瘦,拉得一手好提琴,谁知道他曾经领导过农民起义。党支部书记黄家光,对学生关怀备至。我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终生受益。我一入学便被任命为30班班长,这是我的第二个“官”。班里入学前当过班长有的是,我只是个学习委员,为什么选我,大约一半是我在马山中学当学习委员能任劳任怨,成绩稳定在前茅,毕业鉴定比较好;一半是贫农出身,受过苦,又是个孤儿,那时是很同情这样遭遇的学生的。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尹肇森是武鸣城里人,学习好,有点傲气,开始大约不怎么看好我。当然,不怎么看好也不止他一个,在初中当过班长的都有点失落感。后来一件事,改变了同学们的看法。那是第一个期末,所有考试成绩都公布在教室后面墙上,全班同学蜂拥而来,拿起笔算,算来算去,我的平均成绩90多分,全班第一,其中好几门100分,尹肇森嘟囔:“哪里来的山沟‘马山角’,盖过城里人。”从此我和尹肇森成为好朋友,三年高中,班长和团支部书记我们两个轮流当。三年灵水,不仅学习大有长进,更重要的是奠定了我的人生观。那时黄家光书记对我特别关照,把我定为预备党员的培养对象,亲自培养,给我推荐有关党的书籍,吸收参加党内的一些活动,每一步都给予指导。1956年底,校党支部通过我的入党申请,我即将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党员。在中学里学生入党,是比较少见的。但报到武鸣县委,因委员轮流下乡,开不成会,无法通过。到1957年初党内整风,暂时停止发展党员,我的申请便搁下了。后来材料送到中央民族学院,1960年才入党。三年的班干部,对我锻炼很大,这里要面对的是几个县的同学,我必须公平地为所有的同学服务,这就锻炼了人的观察力和处理事情的感应力,特别是锻炼了考虑事情的全面性,克服片面性。这使我和各县同学的关系都比较融洽。

   

四,     第三个“官”——还是班长

 

      1957年,我考上了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前身)语文系壮语言文学专业。这是中央一级的学校,校长是乌兰夫。其前身是延安民族学院。校内费孝通、吴文藻、杨成志、于道泉、马学良、翁独健、陈振铎……名家荟萃。语文系的课程比较多,一般高校中文系的课程都基本开设,外加《壮语文》、《壮族民间文学》、《壮汉翻译理论与实践》、《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等专业课程,此外还学过《布依文》和《傣文》等,学习内容充实而紧张。专业课教研室是语文系第六教研室,后改为壮侗语言文学教研室。教专业课的老师是张元生老师和韦星朗老师,他们都参与壮文的创制,是壮族的仓颉。同教研室的张公瑾、杨权、王伟、方伯龙、孟尊贤、郑国乔、文明英等老师也都教过我们的课。

我们壮语班有韦作玉、梁庭望、单振峰、覃国生、李起朝、黄金福、凌映甦、吕瑞堂、覃建华、韦佩红、涂世馨、黄家童、蒙祺荣、梁新、何善轩、马振威、周训光、刘文富、侬仕斌等20位同学,都是来自农村的壮族子弟。其中一位不知道为什么被退回去,只剩下19位。这是壮语言文学专业首次招收本民族大学生,前几届都是汉族学生。一入学,我又被指定为班长。大学学习比较紧张,因为那时还有比较频繁的劳动,十三陵水库等重劳动我们都参加了,劳动回来补课频频。我的社会活动比较多,1958年学军时,我被选择参加海军军训,从天津乘坐705号军舰,到黄海上的长山列岛训练半个月,参加了海陆空协同登陆演习。1959年,我们到广西农村调查实习半年。实习队分成两组,韦星朗老师带领一组,我带领另一组。我们这组先后到田东、田阳、百色、东兰、巴马、金城江、南丹、宜州、柳州、武宣等县实习,收获匪浅。回京正遇到国庆10周年 ,我应邀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讲了10分钟,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上中央台,心里非常激动。1960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愿望。我的工作也发生了变化,担任了年级团支部书记,该年级由蒙古语言文学班、壮语言文学班、布依语言文学班、柯尔克孜语言文学班、苗语言文学班,我的工作面加大了;同时还被选为语文系团总支宣传委员,工作接触到了20多个民族,使我初步锻炼了与各民族同学交往的经验,了解不同民族的性格特点。那时我还负责编辑出版团总支墙报和板报,锻炼了我的审稿、改稿、编辑能力。

 

五,     第四个“官”——团总支副书记

 

 

1961318,预备期满,我成为中共正式党员。6月,毕业留校,在语文系第六教研室任助教,任务是教授壮族文学。同时还兼任语文系团总支副书记,1963年还被选为教工党支部宣传委员。同年到广西乡下调查壮族的民间文学和历史文化,为壮族文学课准备材料。

19658月,被调到留学生办(今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前身)当越南留学生班秘密班主任。那时越南抗美战争正酣,许多学校开学不了,高中生便送到中国上大学。来的200个越南学生上大学前先学习一年汉语文,分为10个班。因为越南人特敏感,只好安排10个秘密班主任。我这个班有阮过、郑廷安、阮伯飞、阮士轼、阮氏孝、阮氏桃、陈黄莺、阮氏安、阮氏艾等20个学生,说是秘密班主任,其实一点也不秘密,因为班主任除了回家睡觉,教学、课外活动、吃饭等都和学生在一起,寸步不离,保证绝对安全, 学生一看就知道我们的特殊身份。对我而言,工作不是问题,最要命的是夹壮汉语,我总不能“口”“狗”不分去教越南人吧?没有办法,只好去背字典,同时在教案上读不准的汉字都注上汉语拼音。这样经过一段努力,虽然音色达不到北京音那么柔和,但音位准确性解决了。

秘密班主任真忙,不敢懈怠,连谈恋爱的功夫都赔进去了。经济上吃紧,学生每月的伙食费是70元,秘密班主任同食要交30元,56元工资去了多半,又没有补贴,谈恋爱总得请女朋友吃顿饭吧?那点钱哪里还敢谈恋爱?不过倒向学生学习了越南文,马马虎虎读得越南《人民报》。

最要命的是“文革”来了,越南女生都留披肩发,瀑布一般垂于两肩。造反派们分不清越南人和中国人,个别被他们抓住就剪长发,酿成外交问题。学生吓得不敢上街,秘密班主任更是紧张得不得了。学校只得让秘密班主任带领学生到青岛去避风。可是越南学生在青岛海滩又打起来。原来据说他们内部也分成亲苏亲华两派,亲华派在床头上写“打倒赫鲁晓夫”,亲苏派不干了,双方在沙滩混战。我赶忙横在中间,大声告诉他们,这里是中国,再打警察就来了,有什么问题回越南去处理。回京他们回国了,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六,     第五个“官”——“临筹”委员

 

从青岛回校,发现学校正在筹建革委会。“文革”初起,学校党政系统全冲垮了,只得筹备革委会。那时派性已起,建立革委会这派同意那派不同意,那就先建立筹备委员会吧?那也不行,一派说,师生串联很多人不在家,先建立临时筹委会,所以就投票建立“中央民族学院革委会临时筹备委员会”,简称“临筹”,从名字上看就不伦不类。在候选人的名单里,竟然有我的名字,而且选上了。革委会没有成立,学校吃喝拉撒睡总得过下去吧?没办法,“临筹”就代替了革委会的功能,时为19669月初。

当时,“临筹”主任是一位年轻教师,教工造反派头头;副主任是一位学生,学生造反派头头,他们只顾派学生到全国去串联,并不管学校的日常工作。我当时是“临筹”常委兼办公室主任,算是第三把手,学校的行政事务、接待外宾、安全保卫、干部的生老病死、财务审批,北京市委和国家民委下达文件,都压在我的身上;“临筹”里的一位老同志负责后勤。我们两个人把学校的行政事务和后勤全部揽下来,其他人都到全国去造反。我们无暇顾及运动,被认为是保守派,先是那位老同志被批斗,赶出“临筹”。跟着就要赶我。但当时“临筹”里无人愿意干生老病死和吃喝拉撒睡这些行政后勤啰嗦事,饶了我,但后勤也都推给了我。我所面对的是乱成一团的中央民族学院,“战斗队”蜂起,互相攻击,抄家,辩论,谩骂,老同志惶惶不可终日,武斗也开始出现。校内所有的能够得着的墙壁都贴满了大字报。学校所有原来的党政系统全部瘫痪了,校系级领导和老专家老教授惶恐不安。但乱归乱,生老病死和吃喝拉撒睡这些事还得照常啊,我就在这混乱不堪的局面里,拼命维持日常的生命延续,没有一天是夜里两点以前能够上床睡觉的,眼眶都是黑的。不久,北京市委下达指标,中央民族学院要负责接待1200020000名民族地区来北京串联的学生,我忙组织没有去串联的教工在大操场搭棚子,一共搭了400多个草棚,每个草棚可以平排躺下几十人。我登高看去,只见整个操场被挤得满满当当的,无一空处,远远望去就像草海,我一下惊呆了:万一谁抽烟丢下烟头,马上就是一片火海。我连忙组织了一个巡逻队,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巡逻,确保万无一失。吃饭也成问题,那时学校才几千学生,现在来了一万多到两万,饭厅根本容不下,用来堆积馒头,一直堆到顶棚。来吃饭的学生,只能够在外头窗户外领馒头和咸菜,外加一碗菜汤。操心的事还不止于此,每天还得组织新来的学生到木樨地接受毛主席接见,也得万无一失。当时在西长安街两边划分各校的排队地段,以便毛主席乘车从中间经过接见,中央民族学院的地段在木樨地。有的学生不大守规矩,经常要冲破防线,弄得带队的人焦头烂额。接待外宾,保卫工作也十分为难,有一回我接待非洲朋友,外地学生没有见过黑人,蜂拥上来,把他的拖鞋都踩掉了,我也被推了个踉跄。最惊险的是预科部藏族学生竟然把班禅副委员长拉到一号楼前批斗,我正在厨房,忙组织50名学生在班禅副委员长周围围了两圈,决不让激动的学生接近打他。中央统战部知道了,严令护送回去。学校就这样在混乱中维持着,其中保卫部和后勤的同志是最累的。幸好我那时才29岁,精力还可以,不过也累得差不多垮了。只有一位赫哲族女学生,“临筹”委员,见我太累,想去串联又主动留下来帮助我。当时有教工评论:“民族学院八大院长的活,都让梁庭望扛了!”不扛行吗?两万多人顿顿要吃饭,累趴也得扛啊!

在“一月风暴”里,我倒霉了。那是1967115日凌晨5,我正在3号楼值班,电话铃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接过电话一听,是住在中央统战部的老院长陈林的电话,他着急地说,现在有一帮人来抢中央统战部的档案,不得了!请学校赶快派几十人来帮助护卫。老院长是苏联步兵学校出身的老红军,1925年入党的部级干部,虽然靠边站,但在我心里分量很重。我听到他的话,吃了一惊,因为档案是很神圣很机密的,谁敢去抢?赶忙找来几十个学生,由白振声老师带领前去帮助。我们的人到中央统战部,98箱档案早被抢光了,这就是震动全国的“115案件”。档案是抢光了,但现场指挥抢劫档案的两个头目还没有离开,我们的人蜂拥而上,将这两人扭送公安部。我们的人都很高兴,以为立了一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被送公安部的两个人却被放出来了,谢富治还发表了“五点声明”,意思是两人不是抢档案,而是“革命造反派”转移档案,“保护档案”,我们扭送他们去公安部是“迫害”造反派,“破坏文化大革命”。一帮不明真相的群众还兴高采烈地欢迎两人归来,当晚两人中的一人指挥一群暴徒来砸“临筹”,将我和白振声老师拉到大礼堂“批斗”,“控诉”,“坐飞机”,毒打。当时谢富治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长、北京市委书记,身份高而且特殊,但“五点声明”却颠倒是非,让我们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抢档案变成保护档案,保护档案变成“破坏文化大革命”。我的罪还没有完,过两天统战部斗乌兰夫同志,拉一帮人陪斗,我也在其中,又是“坐飞机”,毒打。让我这样的小卒去给那么高的领导陪斗,真对不起乌兰夫。现在回想起来也怪有意思,这是一次特殊的经历,以后想找一位国家副主席陪斗,永远也找不到了。次日中午我在教工饭堂用餐时,有两个女生在窗外对我打眼色,我知道有因,连忙出去,女同学悄悄说,下午还要拉你去统战部陪斗,赶快走。她们把我带到女生宿舍楼5号楼,赶紧把我推入她们的宿舍,从外面锁上,给人里面无人的假象,然后在隔壁宿舍守着。夜里12点,夜色暗淡无光,她们叫来冯安生老师,悄悄地把我从西校门护送出去。那时西校门外是一片玉米地,黑压压的,阴深可怕。冯安生手提着一根木棍护送,一出西校门我就消失在玉米地里。到哪里去?先到西直门外电校找老乡,他把我引入地下室,打来一暖壶开水,买来一兜凉馒头,我就在里面避难。幸好地下室有一张破床,还有一张破被,否则真要冻死。那时贴我的大字报满校园,“打倒梁庭望”的大标语一个字有两米高,甚至贴到西单,引得校外很奇怪,以为我是什么大“走资派”。也有不少大字报为我喊冤,严斥谢富治的“五点声明”。我是暂时回不了学校了,只在电校和周围几所高校老乡那里“打游击”。只有两派打得不可开交时,才回学校看看。几个月以后,出大事了,统战部的档案严重泄密,造成大陆以外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重要领导牺牲。周恩来总理大怒,严令公安将那两个头目重新抓起来判刑,我才得以回校。

不过那时学生批判谢富治的大字报,其“罪”都归到我头上,工军宣队入校建立革委会,不敢用我,我的“文革”“官”运结束,被派到教改组给学生排课。那时最吃香的是大批判组,教改组是个冷门,我乐得在此半逍遥“避难”。所以“文革”两派如何打斗抄家,都没有我的事。“反谢富治”的帽子我一直戴到1980年,党中央开除谢富治党籍,《北京日报》用整整一版清理他在“文革”中的罪行。其中有一段大意是:“文革”中有人抢中央统战部机密档案,革命群众把抢劫者扭送公安部,谢富治居然放走暴徒,还发表“五点声明”为抢劫档案的人辩护,污蔑保护档案的革命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造成严重后果。至此,我的“反谢富治”帽子才去掉。

 

七,     我的第六个“官”——汉语系负责人

 

19681974年底,我的“反谢富治”帽子一直戴着,工军宣队自然不敢重用。其间有过三个小官,一是1969年到云南搞教改调查,我是滇南组的组长,我们这一组没有工军宣队压阵,也就是不是重点组,但后来其他一些组出事,滇南组井井有条,被评为模范。二是被选为教改组党支部委员,组织党员为复课奔忙。三是到固城干校锻炼,被选为党支部书记,固城干校工作比较正常。工军宣队考察我长达七年之久,看来梁庭望没有胆量“反谢富治”,1975年初从干校回来时,被调入汉语系(相当于其他学校的中文系,今闻传学院前身)领导班子,分管教学科研工作。班子共三人,负责人是军宣队张敬厢,另一位原汉语系干部分管党政。我们的任务首先是恢复汉语系,“文革”汉语系被认为是“封资修”典型,早早就被砸掉,语文系、政治系、文艺系都复课招生,唯独汉语系没有恢复,后来认为有必要,派我们三人去恢复。1975年秋季,正式招生。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为恢复汉语系制定了办学方案,调回分散在各系的原来汉语系教员,组建了教研室,敲定了课程设置,为汉语系的恢复奠定了基础。

 

八,     我的第七个“官”——政治系副主任

 

正当我认为汉语系是我的归宿的时候,一纸调令让我无所适从。1976年底,校党委调我到政治系当负责人——那时都叫负责人,不叫主任副主任。我找党委谈,我的业务是中文,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不懂得政治系业务啊。党委说常委已经通过,不得改变,我只得服从。我是1977年元月3日报到的。那时政治系是全校最大的系,但班子只有一位军宣队、一位工宣队和我三人,党团办公室就白振声一人,教学办公室就马如楫一人,生活办就潘文忠一人,很精干,三位办公室人员非常得力。

到政治系后才知道,该系有的人派性比较严重,工作有相当难度。后来才知道党委之所以派我去,是因为我的派性比较淡薄,不会有偏向。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来清理档案,“文革”中胡乱塞到档案里的污蔑之词和材料,毫不犹疑地处理掉,这使许多老师卸掉了沉重的包袱,开始信任我。例如有个老师的档案里有一张白条,上写“此人有特嫌”,无头无尾,我了解他历史没有问题,拆掉了。有个老师平时头低低的,一问说他父亲是“国民党反动派”,抬不起头。我经过调查,他父亲1939年打日本受重伤,一直躺到现在,根本没有打过共产党,应当属于抗日有功人员,于是派人到县里去核实,和县里落实政策。这位老师如释重负,精神焕发,后来成为名教授,还入了党,当上系主任。

学生中每个班都有造反派,有地县级官员,来到学校以后仍然端着官架子。我毫不客气地说他们,你过去是什么我不管,你现在是学生,是学生就得按学生守则的要求就学,谁也不能例外。我还让比较有活动能力的78级学生马飚当学生会主席,使学生的学习生活规范化,政治系成了全校的标杆。马飚后来成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

工军宣队撤走以后,有一年多班子不完整,就我一个人独撑。特别是白振声被抽到北大一年,使我焦头烂额。后来先后来了三任主任,第一任武耀芝。但不久他升为院党委副书记,兼政治系书记、主任,具体工作还是我承担。第二位朴时英,工作就好多了。第三位是邓祥,班子完整了。这三位都是离休老干部。

1980年,壮语言文学专业恢复招生,先招了一个短训班,我还得回去上壮族文学课,还开设了新课《壮族文化概论》,这是开创性的课程。我的壮族历史文化研究工作也在业余恢复了,白天八小时上班,晚上写作到夜里一二点,没有节假日。但是,政治系老是不放我走,1984年,我只好辞去政治系副主任职务,回到语文系教书和研究。辞职也引起一些议论,有的说:梁庭望真傻,人家削尖脑袋往处级干部里钻,他得了却不懂得爱护;有的说:是不是犯错误了,要不怎么辞职?也有的瞎猜:是不是嫌官小……没有想到这么一件事,竟然引来这么多议论!

 

九,     第八个“官”——流产了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央民族学院的系级书记、主任年轻的只有我,其他的都是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时期的老干部。为了增加年青力量,1978年,我被送到北京市委党校短期培训,次年,院党委向国家民委打报告,拟提我为副院长。那时我还戴着“反谢富治”的帽子,加上“文革”结束不久,派性还没有消除,有人便向国家民委告黑状。党委代书记宗群亲自找我核对,我一一解释清楚。党委为了慎重,又委托语文系党总支书记孟作亭调查,到1984年调查清楚了,孟作亭找我通报调查结果,结论是:没有问题。时任副院长的任世琦找我谈话,大意是:经过调查,你没有问题,但现在院领导班子已经有一位壮族同志,班子里不可能一个民族有两位领导,等待时机。后来任世琦调走,我这个“官”更是不了了之。有的人可能被这一棒打昏,我没有,已经把官看淡,不当做一回事,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照旧做我的事。

 

十,     第九个“官”——党总支书记

 

我回到语文系教书,无官一身轻,但只过一年,语文系划分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一系、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二系、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三系。三系实际是南方系,我被任命为三系党总支书记。这个书记很难当,首先,系主任和副主任经常吵架,有时甚至开不成会。他们又都是我的老师辈,我夹在中间,向着谁也不行,为此调整了整整三年时间。再就是一些老师有个人矛盾,常有人到我这里互相说三道四,很烦人。我后来甚至在大会上宣布:大家都是知识分子,又都是老师,学高为师,德高为范,学生眼晴都盯着我们,老互相挤兑有意思吗?以后我不再受理互相告状的事,有精力就去做研究。到年期末,我把一年里全系教工的名单全列出来,出版著作和发表文章的名称、字数、出版单位、出版时间等都详细填上,没有的就开天窗。初稿出来,征求意见时认为太猛,建议今年先不开天窗,明年再说。虽然列表后把天窗去掉了,但消息不胫而走,引起震动。慢慢地,大家就把精力用在教学科研上了。我还给广西民委主任余达佳写信,建议在广西武鸣自治区壮文学校开办壮语言文学专业大专班,余达佳复信同意。经教育部批准,武鸣大专班顺利开办,系里收入100多万元,那时是一笔大数字。有了这笔钱,凡出书或发表论文的,都给与稿费同等的奖励。这样在几年后,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三系科研成果在全校高居榜首,各种矛盾也就淡化了。列表方法被推广到全校,沿用至今。1991年,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三系连得两个荣誉:全国少数民族团结先进单位、全国民族教育先进单位。一个单位在一年里连得两个全国性荣誉,在中央民族大学也不多见。

 

           十一,第十个“官”——教务处长

 

我本以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三系是我终生安身立命之地,但1992年初,周兴健书记和哈经雄院长履任,又把我调去当教务处长。我对教务不生疏,“文革”中曾经在教改组呆6年,问题是现在的教务处和全校教学状况令人头疼。教务处内部分成两派,互相挤兑,哪有心思去进行教学改革?就是我到教务处,头一个月里几乎每周都遇到一两个“地雷”。这样的单位怎能够去组织全校教学?我没有使用调人的手段,也不采取今天批评张三明天批评李四的方法,而是大讲系部对教务处组织教学的意见,大讲教学秩序混乱的不可容忍,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吸引到教学秩序上来。那时经过“六四”以后,宿舍混乱,有的学生公然在宿舍同居,去查房,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看到一张床上伸出男女四条腿。课堂的混乱令人难以忍受,上课师生迟到家常便饭,8点为上课时间,可是8点到9点,南北教室楼之间迟到的学生络绎不绝。老师多不按时上下课,上午11点教师楼就乱哄哄的,纷纷下课。问为什么?答:晚了没饭。经报学校同意,教务处不得不下文件,严令学生迟到要记录,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得按旷课处分,最高可勒令退学,而且真的为此勒令退学了一个旷课远远超过退学时限的学生。老师提前下课,先警告,再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要扣奖金。我还把教务处所有科室人员都分散到教室楼各层巡楼,路口有副处长值班,专门登记迟到学生。我又把晚上漆黑一团的教室楼教室全部打开,恢复晚自习,要各班班主任临场检查。教室楼楼道都安上亮度比较高的荧光灯,两侧墙上钉上报栏,展示各大报和各民族地区报纸。一进教室楼亮如白昼,教学区气氛一下子敞亮,很痛快。最头疼的是考试作弊常常累禁不止,而且愈演愈烈。有的女学生期末考试老掀裙子,起初没有引起注意,而且也没有那位老师监考会刻意去注意女学生掀裙子。后来看到老掀裙裾,才发现她在大腿上用民族文字写着答案。不整不行了,经校党委同意,教务处制定了文件,对期末考试作弊按轻重不同程度给予警告、严重警告、记过、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的处分。我们是循序渐进的,第一学期先做好教育工作,不勒令退学和开除学籍,;第二学期再作弊,重的就勒令退学;第三学期作弊,严重的便开除学籍,而且真的对顶风作弊的一个学生开除学籍。这个工作一直坚持到我任副校长,有学生向国家民委告状,国家民委也不好明令禁止,给我写了个白条,意思是少数民族学生到北京升学不容易,别太严。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正因为少数民族学生到北京上学不容易,我们才必须对他们的成长负责,不出废品。再说,社会上对少数民族有种种看法,有的竟然认为少数民族学生不守规矩。我为此曾经在北京市教委的一次会上说,有的人总认为少数民族学生难管,乱,这是误解!“文革”中北京某高校武斗死了几十人,中央民族学院没死一个,谁最乱?!我通过校内闭路电视系统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指出为了改变人们对少数民族的看法,我们的学生必须遵纪守法,为他们将来在民族地区工作打好根基。有人片面主张照顾,不妥!在市场经济时代,并不会因为你是少数民族去买东西就便宜照顾。也许你傻乎乎的,人家还多收呢!我们必须坚持实行学校文件,上级机关掌握的是总体原则,具体工作要让学校去做。而且校规校矩是对所有学生的,谁也不能例外,否则怎样办学?说完我打算上级撤换我,我再找上级纪委评理。过两个月,白条不了了之,学校的学风却大有好转。风风火火干了一年多,教学秩序才得以恢复,我也累得不行。

 

         十二,最后一个“官”——副校长

 

1992年下半年,分管教学的副校长退休。有一段没有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其工作实际由我承担。有一天,全校的副处以上的干部和副高以上的教学人员100人左右(上课和值班除外)集中到中主楼一间教室,国家民委人事司司长给每人发一张纸,说现在学校需要增加一位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和一位党委副书记,没有候选人,全校两千教工选谁都可以,不交头接耳,写完2人名字即退席。这在中央民族大学历史上是开创性的。投票结果,我得了58票,郑玉顺38票,其他少数是十几票、几票,绝大多数是一两票。后来国家民委顺应民意,于1993年初下达文件,任命郑玉顺为校党委副书记,我为副校长,主管教学科研。对这个“官”,我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 1966年我实际做了半年的校领导工作,1980年拟提干流产,1992年我已经54岁,早过了提干的年龄。但国家民委尊重民意,还是让我上。   

在副校长任上,我的任务是最重的,我要管全校所有系部的教学科研,其中教学是学校的主要任务,是经常性的工作,每天都在运行,懈怠不得。在机关,还要我分管教务处、科研处、研究生部(今研究生院前身)、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职称办、电化教学中心、设备处、图书馆、博物馆、教育研究所及所属的刊物《民族教育研究》(今教育学院前身)、体育教研室(今体育学院前身)、公共素质教研室、附属中学等13个部处。校内还有包括三无所(即跨系的无编制、无办公室、无预算)在内的50个研究所,要轮流汇报。又因为我对学校历史比较了解,得经常接待外宾。我的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但我不能喝酒,免去了许多宴席。那时我的外貌不雅,身体消瘦,面色蜡黄。但奇怪的是精力充沛,人以为怪。

我上任不久,党中央下达文件,中国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往学生的分配方式要彻底改变,变为学生投入人才市场,供求关系变为市场调节,双方自愿。学生自谋职业,这对学校的专业与社会需求的对应程度是一个重大的考验。我在校党委的支持下,不得不冒险做以下三件棘手的改革。第一件:对原来的专业做重大改造。我们将50多个本科专业和几十个大专专业摆开,一一探查其社会需求状况,首先是增加了十多个社会急需的新专业,部分社会需求接近零的专业暂时停办,观察趋势再说。停一个专业何其容易?停一个专业就等于暂停一部分人饭碗,其对立情绪之大可想而知。有的专业要缩小,这个工作也不容易做。相比之下,专业保持、扩大比较顺利。专业合拼、专业转向也不好办,合拼有谁轻谁重的问题,转向也难,例如理论物理学转向应用物理学,老师就难一下子适应。但市场经济体制不饶人,学生分配不出去要出问题,大家慢慢地也理解了。最终,我们用新增、扩大、持平、暂停、合拼、缩小、转向七种模式,在一年里基本完成了专业改造。

第二件:教材改造。这一步比前一步更加艰难,有的教材已经用了几十年,内容陈旧,观点有偏,纸都发黄还在用。特别是拨乱反正以后,许多观点都不适用了,非改不可。但这要在观点和材料上大刀阔斧更新,阻力可想而知。当时对教材采取了四种方法,一是保留,二是废弃,三是补充,四是更改。有的老师其教材用了一辈子,现在废弃了,便顶牛。但有的教材是非改不可的,例如《价格学》,原来是属于计划经济的《价格学》体系,现在改为市场经济《价格学》,整个体系全部更新,不改不行了。有的教材停用,等于停人家饭碗,我也很难受。当时国家民委教育司也在抓教材建设,还在四川召开民族高校系统教材改革研讨会。我们在上级的领导之下,终于克服困难完成了这一步。受到影响比较大的教材,占到总体的33%

第三件:机构改革。这指的是定岗定编,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当时整个学校都还没有进行,但教学队伍却出问题了。那时候教工的收入,国拨工资部分占55%左右,浮动工资占45%,差不多是一半对一半。因为还没有改革,上课的老师和没有上课的老师,同级收入都一样。当时有108位教学科研人员既不上课,也不搞科研,但拿的钱与上课的老师一样。这“一百单八将”优哉游哉,上课的老师不干了,反应极为强烈,有的就不愿意接课了。没有办法,在全校机构改革还没有进行的情况下,我和教务处的同志只好率先在教学科研人员中进行。我们把浮动工资变为课时费,上一节课得22元,不上一分没有。第一个月下来,那“一百单八将”的收入减少差不多一半,他们不干了,闹得不可开交。其中有一位老师扬言要拿刀到西校门等我。我把他请到办公室,我知道他是教政治的,开门见山就问:“马克思有一句话,意思是社会主义时期,劳动仍是谋生的手段,你不知道?”他愣了一下,没说话,点点头。我又说:“我都六十了,不怕死。我死了,别人来也得这么干。我们这里的谋生手段是教学科研,你不教书也不写东西,怎样谋生?!”他说:“我的课停了,没有课上呀!”我马上想到我们的改革太猛,对一些具体问题还缺乏研究,便对他说:“那这样吧,你去准备新课,一年内我们不扣你的浮动工资,一年后仍然不上课,我就没有办法原谅了。”后来我们规定了一条,准备新课一年,不扣浮动工资。结果来要求上课的人络绎不绝。问题又出在抢课上,为了多拿钱,有个别老师对他不熟悉的课也去上,造成质量下降。我们又采取了一条措施,即对任课资格进行鉴定,新的矛盾就这样解决了。

此外也还做了其他一些工作,例如1984年初中央民族学院升格为中央民族大学,升格报告是我写的。那时国家民委开了会,要中央民族学院写升格报告,参加会议的同志回来后竟然把这件大事忘记了,直到国家民委领导要去长沙参加教育部学院升格会议前一天下班前才想起来。那天我正要下班,刚要骑上自行车,这位领导拉住我的车座,要我连夜写升格报告。我懵了,校党委没有研究,我怎么写?但事不宜迟,也没有商量的时间,当天我只得开夜车,先把学校几十年的历程在脑子里过一遍,思考如何突出学校特点,写了又改,改了又撕,撕了再写,直到凌晨3点才写出来。次日一上班就送校办赶快呈送,校党委根本没有时间讨论。呈送过程还出了点差错,原来校办并没有派人专送,而是交给收发室,收发室不知道这是急件,压下了。国家民委去长沙开会的领导起身去飞机场还没有接到,这才派人从收发室取回来,急送机场。中央民族学院升格为中央民族大学就这么悬。          学校升格以后,我还协助哈经雄校长建立了民族语言文学学院、民族学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前身)、艺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等众多学院,初步完成了校、院、系三级结构。

三大难题解决了,我也快到60岁,也累得不行了。离60岁还有一年,我就建议将教务处长陈理(现中央民族大学校长)提为副校长,让他先主管后勤,以便我退出领导班子时他能够顺利接班。还有半年,我就给国家民委写报告,按时下岗,决不拖延。我想赶快回去做我的研究,不能让多年积累的资料沉睡在抽屉理。后来国家民委通知我退出领导班子,只比我的60周岁晚一个月。我当时是中央民族大学建校以来唯一按时下岗的校领导。

我的为官之路到此结束了。回忆从政一生,我几乎都不是主动的,从不追求官,我的兴趣在教学科研,对研究壮族历史文化有浓厚的兴趣。“文革”后我无论在那里工作,都没有放弃研究。我甚至上班有闲时打腹稿,回家马上一挥而就,一稿成功。所以我的成果比较多,到现在独撰、主编、合著、参编的著作已经达到57种,发表学术论文260多篇,一般诗文200多篇,加起来有1000多万字。但我是党员,服从工作分配是党员的基本要求,我是共产党挽救和培养起来的,唯有听党的话,所以交给我的工作我都尽力去做,很少有纰漏。退下来以后,我爽快多了,可以潜心研究壮侗语族民族历史文化,并继续对55个少数民族文学进行整体综合研究,平均每年出版一部以上著作。我对“退休症”毫无感觉,只觉得进入了“四无”境界:无为“官”之累,无求财之苦,无人际之险,无晋职之忧。退休以后,主要做以下工作:

1)继续研究壮侗语族民族历史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整体综合研究,每年至少出版一部著作,发表510篇论文。参与中央统战部《中国民族百科全书》、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壮学丛书》的编委工作。参与保卫南海的相关研究。项目基本连续不断,甚至多项齐头并进。

2)受学校聘请为特聘教授。特聘教授是可以带博士生的,我带的是民族文学综合研究方向博士生,为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综合研究培养了接班人。直到201073岁时才关门。

3)受聘参与田阳布洛陀文化、大明山骆越文化、隆安县稻作文化等广西多处的文化发掘,还参与广西、云南、湖南、贵州等省区20多个县的文化研讨工。为发展民族文化贡献微薄之力,已有多项成果。

4)应邀参与各部委、高校、社科院系统和部分省区的研讨会、评估会、接收会、评奖会、职称评定会、鉴定会、高端论坛会……,最多的一年达到93次。

5)继续承担院系的课程,上《壮族文学概论》、《壮族历史文化概论》、《壮侗语族民族历史文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与方法》、《中国少数民族散体文学概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韵体文学概论》等课程。并应聘为多个高校兼职教授,到各校讲学。

6)受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广西电视台、云南电视台、湖南电视台等省区电视台,以及南宁、百色、文山、怀化等地方电视台、国外华人电视台和众多报纸杂志的采访,宣传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建设成就。

我的从政路是“双肩挑”路,壮族文学和壮侗语族民族历史文化以及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综合研究,是我的主要业务。但我大部分时间是“双肩挑”,业务是在“双肩挑”的情况下艰苦坚持的。不少“双肩挑”的老师,业务荒疏了,甚至丢掉了;而我的坚持,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我这一生,娱乐的时间几乎没有,也没有礼拜六和礼拜天,没有节假日,许多人生该享受的乐趣都牺牲了。但当得到一本样书时,心里也得到了安慰。从政的路,可谓五味杂陈,酸甜苦辣都有,也算是人生一种体验。在西方,人们是在商场上拼搏,争的是钱,有钱便有一切;而在中国,自古以来是在官场上拼搏,争的是官,有官便有一切。共产党领导,改变了许多,但官场拼搏的惯性不会在短期内消除,这我是有深深的体会的。但我相信,这种惯性会越来越小,在科学道路上拼搏必将取代官场上的拼搏。中国的未来在民主和科学,“五四”的口号又有了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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