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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结果公布

  • 20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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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结果公布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宣布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单:

陕西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

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

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

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

甘肃敦煌旱峡玉矿遗址

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

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

青海乌兰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

广东“南海i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


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按年代早晚排序)

 

一、现代人始祖的生活印记

陕西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

 

发掘单位: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南京大学

项目负责人:王社江

 

疥疙洞遗址文化序列及演进顺序清楚。发现了距今10~1.5万年间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包括人类活动面、石器加工点、火塘等,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境内10~5万年间的关键考古资料,填补了汉中盆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洞穴型居址的空白。距今3~2万年间的早期现代人类化石的发现更为难得,为东亚现代人本土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这些发现为探索中国南北方过渡地带晚更新世人类文化发展,探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研究等重大课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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疥疙洞遗址近景(西北-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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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地层堆积(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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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石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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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外扰乱堆积筛洗出的人类牙齿与头骨残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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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动物化石(1.剑齿象与犀 2.鹿科与牛科 3.熊与野猪 4.食肉类)


 

二、东亚玉文化的曙光

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

发掘单位: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饶河县文物管理所

项目负责人:李有骞

 

最新的考古发现极大丰富了小南山遗址的文化内涵。跨度达15000年的文化遗存对构建黑龙江下游乃至滨海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意义重大。一片新石器时代早期墓地的发现尤为重要,为研究乌苏里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墓葬形制演变和文化序列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玉珏等玉器的大量出土,为我国玉文化的起源和传播,以及早期玉器加工技术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新石器时代晚期房址及具有沃兹涅谢诺夫卡文化特征陶器的发现也丰富了这一时期该地区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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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墓葬出土的玉环(邓聪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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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墓葬出土玉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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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小玉坠出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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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墓区积石堆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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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期的半地穴房址


 

三、皇皇巨城 巍巍高台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

发掘单位: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 

神木市石峁遗址管理处

项目负责人:孙周勇

 

皇城台作为石峁遗址的核心区,其所带给世人的新发现不断刷新学术界的认识,改变了对中国早期文明发展高度的传统认知。揭露出的中国史前时代最为壮观的建筑群,反映了石峁社会的高度复杂化和强大的组织能力。结构复杂的门址、规模巨大的台基、气势磅礴的石砌护墙、设计精巧的城防设施,以及石雕、陶鹰、卜骨、口簧、玉器等高等级遗物的出土,在中国早期城址中很少发现,也确认了皇城台宫城的性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台基上新发现的石雕,其主题和艺术风格体现了石峁遗址与中国史前其他地区乃至更大地域范围的相互影响,反映了早期文化交流的复杂性和石峁先民的精神层面,对后世也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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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城台工作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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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护墙北段上部弃置堆积内出土陶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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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护墙北段上部弃置堆积内出土口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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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址外瓮城出土玉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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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台基南护墙11号石雕细部



四、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制的始源

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

发掘单位: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项目负责人:秦岭 曹艳朋

 

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是国内最早发现并确认的史前城址之一,此次发掘进一步确认了城址严整规划的方正格局,尤其是位于城址中轴线上的道路是目前国内经考古发掘确认的最早的城市“中轴线”,城内的高台式排房建筑也以“中轴线”为依据进行规划设计。发现了完整的早期城市排水系统,是国内首见。龙山道路发现的我国最早的车辙,将车(可能是双轮车)的起源提早到龙山时代,并与大时代背景下的东西文化交流相吻合,意义重大。这些特点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源头,在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突出价值。同时也揭示出了龙山时代大背景下广泛的跨区域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现象,有助于深入认识中原地区文明起源的特征,对认识国家文明的起源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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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址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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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轴线、排房、城内排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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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时期排房f33(上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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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城门附近排水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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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时期玉冠饰残片

 


 

五、战略资源 国家力量

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

发掘单位:

中国国家博物馆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戴向明

 

通过科技检测可知西吴壁遗址冶铜作坊的产品为纯铜,说明该遗址是一处以冶炼纯铜为主,兼可制作小型工具的聚落,填补了学界对早期青铜器生产冶炼环节的空白。这是学界首次在邻近夏商王朝的腹心地带发掘专业冶铜遗址,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二里头时期的木炭窑、二里岗下层冶铜炉,以及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的其他冶铜遗物,和先前发现的冶铜遗存一起,丰富了西吴壁遗址的内涵,呈现出一种规模大、专业化程度高的冶铜作坊形态,为深入探索早期冶铜手工业技术及生产方式,乃至探索夏商王朝的崛起与控制、开发、利用铜这种战略资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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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时期的木炭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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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灰坑中出土的铜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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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时期的鼓风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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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岗上层期冶铜炉残迹yl1奠基坑内的人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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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岗时期的残炉壁

 



 

六、追寻“玉石之路”的踪迹

甘肃敦煌旱峡玉矿遗址

发掘单位: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陈国科

    旱峡玉矿遗址是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早期玉矿遗址调查、发掘的重要发现,也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透闪石玉矿遗址。其与马鬃山径保尔草场玉矿、寒窑子玉矿遗址的发现,证实了自公元前两千纪初至公元前后河西走廊西部地区的玉料开采活动,对了解中国西部地区玉料来源、开采玉矿的族群、玉矿采集群体的聚落形态、早晚不同时期玉矿开采者的生产组织和管理模式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上述发现也为深入认识早期“西玉东输”及“玉石之路”的形成,探讨中国西北地区古代文化与中原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关系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同时,这一发现也为寻找河西走廊北山及祁连山两地软玉成矿带提供了证据,为寻找可能存在年代更早的玉矿遗址提供了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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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旱峡玉矿遗址矿坑(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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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旱峡玉矿遗址第二地点东部岗哨、矿坑、选料区分布情况(东南-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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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旱峡玉矿遗址半地穴式房屋(f5、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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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旱峡玉矿遗址f3地面出土山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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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旱峡玉矿遗址出土戈壁料


七、考古构建最完整的周代封国

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

发掘单位: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随州市博物馆 

曾都区考古队

项目负责人:郭长江


     曾公求、曾侯宝和曾侯得三组曾侯墓葬及其车坑、马坑及相关不同级别贵族墓的发掘,弥补了春秋中期曾国考古的缺环,以考古发掘构建了最完整的周代封国历史材料。枣树林墓地铜器铭文,涉及曾国族系、官职、音乐,以及昭王南行和东周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是理解春秋时期南方地区诸侯国政治、文化、科技的重要资料。曾国历史从传世文献记载不明,到考古揭示出清晰的国君世系、社会阶层、文化面貌,体现出考古写史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此外,墓地布局清晰,随葬品组合较为完整,对研究东周时期曾国的墓葬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出土的大量青铜礼乐器,对于深入探讨周代的礼乐文化面貌及其变迁提供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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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5(曾公求)车坑出土神人驭龙双通车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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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3(曾公求)马坑正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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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90(曾公求)编钟组合


 

八、西域孤城 节比苏武

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

发掘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田小红


     石城子遗址是目前新疆地区唯一经考古发掘的文化特征鲜明的汉代城址,也是迄今新疆发掘面积最大的一处汉代军事要塞。结合历史文献,基本确定为《后汉书》中记载的“疏勒城”。该遗址遗迹丰富,保存完好,时代特征鲜明,对研究两汉时期边城的规划提供了参考。遗址位于两汉时期中原王朝经略西域的战略孔道,是西域纳入汉帝国政治版图的实证,对于厘清汉帝国在西域军事防御体系的构建,深入研究两汉时期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管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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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全景(自南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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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门门道及内侧遗迹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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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城内西北部居址(自南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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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城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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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址和墓葬分布示意图


 

九、高原埋巨室 暗格藏金冠

青海乌兰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

发掘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青海省海西州民族博物馆

项目负责人:王鹏

 

    泉沟壁画墓是青藏高原首次发现的吐蕃时期壁画墓,绘画技法具有浓郁的唐风影响,图像内容又兼具青藏高原游牧民族特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彩绘漆棺也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首次发现的独特葬具装饰形式。墓葬内设置密封的暗格,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考古史上都没有发现过类似的先例,暗格中的鎏金王冠显示墓主人很可能与吐蕃时期当地的王室有密切关系。公元8世纪,青海地区处于吐蕃统治下,丰厚的财富积累和文明发展高度,以及唐朝和中亚地区文化的输入,对青海地区多民族文化形成了重要影响。该墓葬的发现,对于探讨古代汉藏文化融合进程和青海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盛况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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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室东壁仪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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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土中的殉葬武士“共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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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格木箱内鎏金王冠和金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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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绿松石四曲鋬指金杯


 

十、沉舟侧畔 丝路流光

广东“南海i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

发掘单位: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项目负责人:孙键  崔勇

 

    “南海ⅰ号”是迄今为止我国所发现的保存最好的古代沉船,其沉没地处在广东中部通往西部海上交通的主航道上,也是古代中国通往西方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而又结构完整的水下遗存,在文物、船体、社会关系、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蕴藏着极其丰富的信息。巨量外销瓷、大量手工艺制品和日常生活用品及众多金银铜货币的发现,显示了宋代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已涉及到海外贸易体系当中。所有这些,都彰显了南宋时期海洋活动的繁荣景象,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繁盛的历史见证。这项工作前后历经近三十年,从水下调查、整体打捞到发掘保护和公众展示,是世界水下考古界的经典之作,也见证了我国从无到有,再到成熟壮大的水下考古学科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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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底暴露的沉船基本轮廓及各船舱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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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船货清理完成再后期处理去掉支护沉箱和船体的钢梁、钢管后的正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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桅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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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四郎”金叶子 (t0201:00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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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釉印花罐及内装喇叭口瓶(t0402④:0064-0068 )


 (据《文博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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